但这里的分析至少表明了一件事情，茅先生想从经济规律的事实来推断出我们应该实行市场经济制度，是没有成功的。
但政府逐利的制度安排，会鼓励、诱导人们把目光完全集中于物质利益，而忘记其他价值对于人生的重要性，某些制度安排甚至可能强迫民众把物质利益当成唯一人生目标。如此一来，整个政府将变成一个逐利机构，此即张五常们所说的公司化，政府官员变成追求物质性利益的商人。
民众要生存，当然需要追求物质利益。一个社会要维持健全秩序，哪怕为维持正常秩序，就应当鼓励人们同时追求多个物质。尤其是广大中低收入群体会产生强烈的挫折感、失败感，而自己权利遭到侵害的经验也会让他们形成强烈的怨恨情绪。但与主流经济学家对此模式的评价相反，我要说，恰恰是这一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，要为目前的财富分配不均承担主要责任。当人人被卷入房地产狂热中时，有钱有房者固然沾沾自喜，无钱无房者则焦虑、惶恐。
然而，其他中等程度发达国家是否存在一大群人，每月收入不足1000元人民币或不到2000元人民币?很显然，由于制度扭曲，经济总量与人均实际收入之间出现了逻辑的断裂。所以，孟子在这场对话的结尾教诲梁惠王说：王亦曰仁义而已矣，何必曰利?在现代社会，官员能否行仁义，当存疑。当然，是否需要对独立的央行加强监控，是一个新的课题。
今年的通胀风险已经显著上升，可能远远超出央行温和通胀的预期。如果试图以两个政策工具来实现四个政策目标，其实无解，更何况政府还往往主动放弃对汇率工具的运用。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进入 黄益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货币政策 。从2009年二季度开始，股价反弹、房价上涨，远远超过了经济基本面改善的步伐。
市场经济国家长期的历史表明，央行真正能够有能力追求的，其实就是币值稳定，而这个稳定则同时包括国内价格和国际汇率两个方面。12月再次上升1.9％，引发了对高通胀的担忧。
控制流动性的具体做法，包括：（1）窗口指导，即直接与商业银行高管口头交流，警告信贷增长过快的风险。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一向是，需要刺激增长时动作敏捷，要控制过热时却反应迟钝。2009年全年新增贷款已经近10万亿元，2010年1月新增贷款又超过1.3万亿元。二是加速实现政策工具由行政手段向传统的利率和汇率工具转型。
1995年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》，把货币政策目标简化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，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。要素市场扭曲是一个突出的例子，而另一个关键的领域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。简而言之，过剩流动性、出口、房价和股价上升1个百分点，将分别导致CPI增加0.36个、0.13个、0.22个和0.04个百分点。（3）存款保证金，即提高强制要求商业银行存在央行的保证金的比例，从而回笼市场上的流动性。
这也可能是决策者不愿把政策意向表述得非常清晰的原因之一。可惜的是，目前货币政策决策者似乎大多不愿给市场指出一个明确的方向。
这些做法的后果往往是一放就乱，一乱就收，一收就死。流动性与利率其实只是互为替代品，最终起约束作用的只能是其中之一。
不过，令人遗憾的是，资本市场接收到的政策意向并不清晰，甚至有些自相矛盾：本以为政策调整似乎是在试图改变流动性严重过剩的状况，但央行官员亦曾表示，流动性管理并不等同于货币政策紧缩。中央银行能够操控的政策工具只有两个：利率和汇率。三是把人民银行改造成真正独立、专业的中央银行。可惜的是，实际的货币政策可能并没有随着《人民银行法》的制定而真正实现转型，仍然继续追求过去设定的多重政策目标。2003年该法修订时，再次保留了这一表述。当然，决定通胀最关键的因素则是过剩流动性。
1995年立法确定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一个很大的进步，这一新的表述更接近于市场经济的需要。因此，我们的货币政策似乎又回到了改革初期的状况。
过去30年间，关于货币政策目标的描述出现了一些反复。中国已经在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上走了30多年，成就惊人。
但这样的迟疑可能酿成重大风险，1988年和1994年的高通胀就是前车之鉴。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，有多少个政策工具，才能实现多少个政策目标。
中国货币政策的另一个特征是，中央银行不是最终决策者，最终决策权在国务院。假定在2010年上述四个因素分别上升10％，那么CPI就将达到7.5％。解决国际经济失衡，最好用货币政策。不过，如何退出，却是各国央行要面对的难题。
因此，央行绝对不应该低估今年的通胀风险，而要控制通胀，当前最直接的政策手段是收紧流动性。进入2010年，央行上调央行票据收益率及存款准备金率的动作频繁，表达了货币政策调整的意图。
第三，货币政策没有一个职责明确的专门决策机制，决策过程常常成了非专业化的多方博弈。第二，往往更多地依赖窗口指导和信贷控制等非常规政策手段，而不是常规的利率和汇率工具。
美联储面临的困难在于，既要退出扩张型的货币政策，又需避免使经济陷入二次衰退。但今年这一局面已经开始改变，出口应该会恢复正增长，房价和股价也可能上扬。
如果起点是非均衡的，那么稳定在当前水平未必合理。经济学理论已经证明，解决国内经济失衡，最好用财政政策。最糟糕的情形是，货币政策决策演变成既得利益集团博弈的过程。国务院决定货币政策，好处是将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通盘考虑。
不过，既然几乎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都追求相对独立的中央银行，自然有其道理。无怪乎最近周小川行长在中国金融学会年会上的讲话，再次确认实践中货币政策的目标包括高增长、低通胀、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。
个别行业和群体的代言人当然可以反对加息或升值，但若因此干扰决策者对货币政策目标的追求，结果只能妨碍改善国民的整体福利。不过，关于政策意向的表述艺术还不是当前中国货币政策决策的最大障碍。
更大的问题在于货币政策框架本身还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，包括目标不清楚、手段不成熟和职责不明确等。币值稳定应该包括两方面因素：一是国内价格稳定（对内币值），二是汇率水平稳定（对外币值）。
